錢賓四在《學籥》討論咸同年間的廣東學者陳澧的讀書法時，說道：

”陳氏所說當時學術界的種種病痛，也多還未能洗滌乾淨。似乎現在一般的讀書風氣，也還脫離不了極狹的門戶之見，也還看重在小節目上的訓詁考據之類，而看輕從學問大體上來求大義之融會貫通。也還只是多數走在博士之學的路上，以’為學術而學術’之語調為護符，而實際則學術未必有裨於身世。做學問的仍多只為尋題目作文而讀書，以作文為名士招牌之餘習，依然存在。”

讀到這段讓我不得不聯想起了島的網路上，近來所討論歷史系存廢之爭。有一回，我聽北大的辛德勇先生講顧頡剛，他突然插一句話，說現在歷史博士太多了，不需要這麼多歷史學者。雖然不才也身在博士生階段，但其實我非常同意辛先生這一從天而降、蹦出來的一論。我唯一不太同意的是，我不認為關鍵在於數量之多寡，而是在於錢先生所言，這一堆博士學者所做的學問，能否”有裨於身世”。不只要有用於世，還要有益於身。

目前世界學術的趨勢，似乎就是要往拔尖的方向走，做到越精微、高深、越少人知道越好。此乃世界學術界的大體方向，我無異議。然而，這種方向沒有能力回應錢賓四的叩問。在網路上眼見所及，那些支持應該重視歷史系價值者，大多仍然是錢賓四所言、” 以「為學術而學術」之語調為護符”，拿”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當萬年護身牌。有些人甚至主張，近年歷史系已經與社會有很多交流了，絕非空中樓閣。我覺得攤開近來的期刊來讀一讀，大概就能略知一二了，我也不多作評論。

但針對這類質疑，有另外一大批人肯定了這類質疑，開始尋找其他出路。而這批人所大量湧進的，莫過於批判現實政治為職志的路線。這批人在某個階段起，開始針對政治，大發議論。這本身也沒什麼，亞里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發表政治意見本身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這些人還特別愛在課堂上公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教育作為公器，成了訓練政治追隨者的機器。清末時，種族主義的革命派若是；民初時，社會主義派亦若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進步主義者亦若是。歷史一直在循環著。

私以為，存廢問題可以放在一邊，因為這不是象牙塔或流落街頭的博士生、學者能決定的，但如果博士、學者們(包含我)最終找不出一個，能說明自己學問在何種意義上”有裨於身世”的話，對不起的不是別人，而是花費了無數青春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