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中文世界學者、業餘學術愛好者愛以找西方漢學家對史料的誤讀為職志，這完全是正常的學術行為，但以中文為母語者做出離譜的解釋者，也相當之多。只是，大部分的中文母語者，可以直接在文中引一大段文言文原文，而不加解釋，好似讀懂文言文為常識一般。但外語的著作沒辦法這樣搞，漢學家就算想要大段引用原始史料，也必須親自翻譯。所以，基本上這是結構性的問題。於此結構之中，中文世界學者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可以將自己的誤讀，隱藏在大段原文之中。可是，以外語來寫中國史的學者卻無法。最膚淺的層次來看，此乃外國學者之大劣勢，但由於我現在也主要用英文寫作，反而我覺得這不是劣勢，而是好到無以復加的優勢，因為此舉迫使人將自己心裡的解釋，用人能看懂的方式，表達出來。所以我也嘗試在YouTube頻道裡，用白話文翻譯文言文。

一來，一般中文世界的人聽到文言文，耳朵就自動閉起來、或是腦袋就停止停機。決非因為笨或不努力，而是文言文已經離現實的生活，太遙遠了。二來，此舉也強迫我真誠地揭露自己對史料的理解。很有可能，我的白話文解釋是錯的，但不自知，所以如果有哪位有識之士見到我的錯，能替我指出來，對我而言是巨大的好處。

雖說如此，我依然認為誤讀不是什麼大問題。試以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為例。此書出於1891年，若我的記憶無誤，此書一出，便在中國學術界引起轟動。清廷應該是禁了此書兩回。其中，康氏最大的論斷莫若全書開頭的一段話：”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于鄭玄。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曖，聚百、千、萬、億衿纓之問學，統二十朝王者禮樂制度之崇嚴，咸奉偽經為聖法，誦讀尊信，奉持施行，違者以非聖無法論，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于是奪孔子之經以與周公，而抑孔子為傳；于是掃孔子改制之聖法，而目為斷爛朝報。”

什麼意思？意思是，康有為認為兩千年來中國人以為的”古學”、”古文經”，其實都是”新學”，乃西漢末年劉歆偽造的，後來又被東漢另外一位大儒鄭玄給強化、散佈出去。康有為主張，孔子之學的真正精神是”改制”，但該精神在”古文經”學派之中，卻無影無蹤。康有為主張，兩千年來儒者所奉為圭臬、經者，全是偽造的。

在經歷過社會主義、後現代主義洗禮的現代人，不假思索便會說，這是假的、說這是康氏為其政治目的而說的。終極而言，很可能就是如此，但如同人最終都會死一樣，但你會說所有人都是死人嗎？

實際上，康有為是在晚清那樣的政治、文化環境之中，用其有限能接觸到的材料，所炒出的一盤新菜。無論你喜不喜歡，甚至看不起他的私生活，康有為對儒學的誤讀/新詮釋，都影響了一代人。錢穆這樣沒有中學學歷的人，之所以後來能成為北京大學的正教授，就是站在康有為引發的今古文經浪潮之上。錢賓四說其年輕時，每天看的報紙、周刊，都在討論今古文經問題，他看完全部的討論，然後不同意所有人的看法，因而一邊當中學教員，一邊開始起草《先秦諸子繫年》的稿子。後來，錢穆也因為這部著作，累積起名聲，有了許多紛絲。顧頡剛就是其中一個錢穆。當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繫年》後，就直接問錢穆要不要到大學任教。

往後，直接針對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錢穆動筆寫《劉向歆父子年譜》，書成後在當時的北平學術界，引起大轟動，推翻了上述康有為的論點。然而，如果沒有康有為在十九世紀末的一次”誤讀”的話，民初、乃至今日的學術，可能就會成為另一個樣子。前面提到錢穆的伯樂，顧頡剛，他在民初引發的古史辨運動，也受到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莫大的啟發。隨便去翻一番顧頡剛日記，可以看到顧氏其實一直都在讀《偽經考》，有事沒事就拿出來點校一下。錢穆剛到燕京大學的時候，問顧頡剛為什麼他還要引用康有為的著作，顧頡剛想了想，回答說因為我那時候還沒讀過你的書。

所以，”誤讀”是個很值得琢磨的事件。如同非洲上一隻那麼小的蝴蝶，擺了擺翅膀，卻在遙遠的南美洲掀起巨大龍捲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