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和一位傑出的新科博士朋友有個短暫對話，講到外國學者誤讀文言文史料的情況。這位美國朋友最後跟我說，外國漢學家真的不會讀中文。我答之，誤讀本是學術常有之事，並無中外之分。我確實是如此相信，也不太視誤讀為多麼青天霹靂的事。有些中文世界的學者以”讀對”文言文為天職，如果讀錯了，搞得像是天崩地裂似的。

雖然現下不讀hermeneutics、詮釋學的書了，但碩士班階段開始，隨吾師宋家復老師讀過一些Gadamer的Truth and Method，碩士論文也從此視角，去分析錢穆與牟宗三對於朱熹思想/學術之解釋異同。我不敢說多懂 Gadamer的哲學，但私以為其最重要的創見是指出，所有的理解(understanding)、詮釋(interpretation)都是奠基於prejudice之上。一般來說，中文世界將prejudice翻譯為”前見”，這翻譯的用意是使其聽起來更neutral、中立一些，但其實prejudice就是中文裡的”偏見”。換句話說，無偏見不成理解、不成詮釋。人的理解，永遠是奠基於既有知識、偏見的基礎上，去嘗試理解眼前可能是人、可能是事、也可能是物的對象(object)。往往，一個人的”偏見”，反而使其在理解、詮釋時，得出更有意思、深刻的結論。最經典的例子便是康德之所以開始寫三大批判，正是因為他”誤讀”了休謨的《人性論》。從此角度而言，人的生存狀態正是在偏見與對象之間的詮釋循環裡。真正有問題的不是誤讀，誤讀反而很正常；真正有問題的是，人停止與對象(object)對話的那一刻。這不僅僅是封閉自己的心靈，還更是否認自己作為人的存在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