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聊一聊脫稿一陣子的雍正帝。雍正一朝為大清打下不少重要的基石。秘儲制度的建立，永久性地解決了皇位繼承人的問題；軍機處、密折制度的設立，為帝國建立了前所未有、高效率的信息交換渠道。皇帝成為全國信息交換的中心，稱得上是前近代時，中央集權的巔峰之作（但必須說，軍機處和密折制度直到乾隆朝才完善）。與之搭配的是雍正帝的財政改革，也就是火耗歸公。這是一重大的制度變革，但也是個失敗的變革，不是因為政策本身失敗了，而是因為雍正的兒子、乾隆帝對此有疑慮。如果雍正不如此意外死亡的話，大清政治的風景很可能會完全不一樣。

簡單來說，所謂”火耗”是，地方官員向民眾收取稅金時，會多收一部分的錢以負擔將稅銀鎔鑄成銀碇或運送過程中產生的消耗，是故稱為火耗錢。此名目是地方官擅自設立的，並非朝廷規章，所以也為貪汙腐敗開啟大門。而所謂的”火耗歸公”，簡單來說就是將此一陋規常態化。耗羨成為地方政府財政的一部份。如果你感覺這類改革好像沒什麼難度，但其實不然，難度可大了，雍正及其幕僚基本上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定點實驗，才敢推行到全國各省。我這裡不詳細展開了，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翻翻Madeleine Zelin的The Magistrate’s Tael（中文翻譯為州縣官的銀兩）。

但要理解這個財政問題的根本原因，必須回到雍正老爸、康熙朝。康熙是位很在意自己評價的皇帝（這點跟他的孫子乾隆一樣）。其任內曾多次免去天下賦稅，康熙認為低稅政策符合儒學的＂仁政＂。也沒錯，傳統儒家的評價體系之中，增加賦稅是個很嚴肅的議題。孟子說的＂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可以為這一構想的代表，而尊孟的程朱一系在宋代以降大盛以後，大部份的儒者也都默認了＂仁政＂與”低稅政策”之間的緊密關係。

然而，除了受程朱思想影響以外，對清廷而言，還有一重要的前車之鑑，那就是大明的滅亡。雖然皇太極時期的清國非常強大、富裕，也多次擊敗明軍，但滿州人其實拿大明東北的防禦沒轍，若非大明內部自己先玩崩了，有沒有清朝都不好說。大明崩潰的原因，不外乎連年的天災、瘟疫，但是說到底，是賦稅過重，激起民變。所以，入關後的滿洲朝廷一直謹慎對待加稅的問題。事實上，大清稅率一直很低，田賦水準經常在二十分之一、十五分之一之間。同期歐洲的賦稅是中國的幾倍，而德川時代的日本，一些大名甚至收稅收到五、六成以上。低稅政策給康熙帶來了”仁君”的好名聲，卻將地方政府拖進泥淖。要知道，康熙不是北京國庫沒錢了還在喊免除賦稅，清朝的財政透過漕運體制基本上讓北京能衣食無憂。康熙是在國庫充盈之時，令天下免除田賦，因為朝廷依然有其他收入，但很依賴田賦的地方政府，其財政基本上就垮了。

海內外已經有許多專書專門在探討清朝財政的問題，但學者普遍肯定雍正的火耗歸公改革，因為它使得地方財政能調動的資金空間更多了。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給地方政府”賦能”。地方官有更多的錢能調度，以維持地方的基礎建設、環境以及保安等等。雍正改革的核心原則是，各省對於火耗收入有自由支配權，而且不允許用於軍事用途、或借錢給其它省分。然而，這一原則在乾隆朝遭受破壞。雖然乾隆政府名義上沒有廢除火耗歸公，仍作為一種稅別被保留下來，但國家有權分配不同省份的火耗資源，而且砍掉地方自主決定火耗的比例，各省只能奉行大一統的標準來收火耗錢。此外，一定比例的火耗還得上繳國庫。乾隆之所以變相廢止了其親爹的改革，除了他跟康熙一樣好名以外，更深層的原因是，皇帝對於帝國官僚系統的極為不信任。乾隆無法相信地方官員有足夠的德行，能善加利用火耗錢。因此，他要收回這項財政權力，徹底貫徹中央集權。這並不只是乾隆帝的私心而已，如果你看過孔飛力的《叫魂》就能知道，內廷與外廷之爭、中央與地方之爭，始終壟罩在大清政壇上，是個結構性問題。這問題相當複雜，不是我這短短幾行字就能全部說輕的，大家感興趣的話，我可以做一期節目來聊聊清朝的財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