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巧讀了黃宗羲的《留書》，覺得有些震驚。或許，大部份的人都比較知道黃氏的《明夷待訪錄》，可能是十九世紀晚期以前，中國思想史上最激進的一部書之一，強烈批判了皇帝制度與中央集權。黃氏在《明夷待訪錄》中的思想，即使放諸十七世紀的世界思想史裡，都能排得上是最激進的文本（可能我學問差，但至少我沒聽過十七世紀哪個歐洲思想家敢如此批判王權）。然而，《留書》更加激進。這本書只包含五篇論文，誰都可以在網路上取得全文。但於清初時，由於其思想過於刺激，因為涉及到黃氏對於外族的強烈批判，所以最後被他從《明夷待訪錄》去除了。可是，黃氏又認為這幾篇文章有非常大的價值，”不得不留”，所以才取名為《留書》，叮囑後人務必將此書留下來。其中，對我啟發最大的一篇是他講歷史的一篇論文，名為”史”。

這篇論文開頭即說，都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黃氏認為恰好相反，讓那些亂臣賊子得志於天下者，恰好是後世撰史之輩。黃宗羲言，宋朝亡於蒙古，是”千古之痛”，後來蒙古人所修的宋史，明朝居然不改，甚至還接受了蒙古人對宋史的解釋。黃宗羲說，南宋的德祐皇帝，明明也當了兩年的中國皇帝（”德祐君中國二年”），後來明朝驅逐蒙古人以後，居然接受了只稱德祐帝為”瀛國公”（忽必烈給德祐皇帝的封號）的稱呼，甚至也跟著更侵略中國的胡虜為”大元”的叫法，黃氏認為此舉不僅是對宋朝的羞辱而已（”虜兵入寇則曰大元，嗚呼！此豈有宋一代之辱乎？”），而是對整個中國的污辱。

黃宗羲明確指出，中國是一與夷狄不同的政治實體，就像是人不可以與野獸雜處，野獸不能與人雜處一般（” 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辯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獸，獸不可雜之於人也。”緊接著，黃宗羲說了一段，可能會讓那些堅持中國這一概念直到1911年才出現之輩跌破眼鏡的一段話，”是故即以中國之盜賊治中國，尚為不失中國之人也。”此處，黃氏明裡講的是，元末曾經稱亡的兩股民變勢力，徐壽輝、韓林兒，此二人也都建國、有自己的年號，黃宗羲說，就算他們是盜賊，但還是”中國之人”，可是後來的明史居然也稱之為”賊”、為”偽”。黃宗羲說，難道這些史臣沒想過最賊最偽的就是蒙古人嗎（” 是故即以中國之盜賊治中國，尚為不失中國之人也。徐壽輝改元治平，韓林兒改元龍鳳，吾以為《春秋》之義將必與之。使天地亟去撐撐區脫之號，彼史臣從而賊之偽之，獨不思為賊為偽有甚於蒙古者耶”？

雖然黃宗羲明指的是蒙古人和漢族的民變領袖，但他真正指涉的顯然是滿洲人與李自成。黃氏的邏輯是，就算是如李自成這樣的盜賊來統治中國，他還是中國之人，都強過蒙古、滿洲這樣的夷狄。

黃氏更進一步批判，朱元璋所修的元史從一開始就錯了。不應該是修什麼元史，而是該改宋史，把遼金元一併放入《宋史》的四夷列傳，”以正中國之統”。黃宗羲批評明初的史沉卻將蒙古人的元國當成中國的一朝。黃氏說，元朝的法律是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得還手；蒙古人毆死漢人，只罰他去當兵。黃說，這些蒙古人不過是一群禽獸壓迫人類，甚麼時候把中國人民當人民了？（” 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毆漢人，漢人勿得還報，蒙古人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征。」彼方以禽獸加之人類之上，何嘗以中國之民為民乎？”）

從此意義上來說，有些學者所認為的，明代中期（有些學者主張宋代便已出現）即已出現的初期國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是很有道理的。”中國”這一概念早就不是像有些傻蛋堅持的，只是一種”方位”或”文化”的指涉，而是蘊含了明確的地理空間、甚至領土要素。這點在黃宗羲的這篇文章中，已經能十足感受到。

當然，有些現代法律中心論者或西方中心論之徒，會來跟你吵說，黃宗羲的概念與現行國際法下、有明確經緯度數據以界定的現代國家，很不一樣。持這種看法的人我真的覺得可以認真好好反省一下，照這種邏輯，全世界到底有哪個國家符合如此的標準？這種出於特定政黨宣傳的意識形態，已經極端到不只整個亞洲社會都不符合，連歐美國家都沒辦法符合。在十七世紀中期treaty of Westphalia簽訂以前的歐洲國家，不能稱英國史，不能稱法國史，不能稱西班牙史。合理乎？你不害臊我都害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