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大清和朝鮮的邊境談判挺有意思的。17世紀末時，康熙正在編纂帝國地圖，也就是後來的《皇輿全覽圖》，他希望也能把朝鮮畫進地圖裡面，所以兩次下旨要求首爾讓大清的測繪人員進入朝鮮進行測量，但兩次都被朝鮮各種拐彎拒絕。這也不奇怪，17世紀上半葉，皇太極率領滿洲軍隊兩次入侵朝鮮，差點把李氏王朝打掛，最慘的一次就是1636年那場，朝鮮仁祖大王在眾目睽睽下，被迫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朝鮮史稱「丙子胡亂」)。所以李氏一直都對於滿洲人有恐懼，所以康熙的測繪要求被拒絕也在合理範圍內，但有趣的是，這時的滿清其實拿朝鮮沒轍，就算朝鮮拒絕了，滿清也就摸摸鼻子算了。但在1710年，一次中朝邊境的騷亂，幾個朝鮮人跑到滿洲搶劫，把人參、鹿皮給搶了，還殺了人，但朝鮮搶匪沒清理乾淨，讓一個傢伙給跑了。結果這人跑回村裡討救兵，跑回朝鮮抓人，還把朝鮮的縣城圍住，綁架了朝鮮的縣官。雖然最後這事不了了之，中國人回去了，但這引起李氏朝廷高度的警惕，朝鮮的官員馬上抓人，有些沒捉到的，還重賞知情投案者，甚至說如果你之前犯了刑事錯誤，只要能提供這些在逃犯人的情形，可予以免罪。一般來說，這種等級的小案子，通常就是朝鮮一方抓人、審判、結案就完了，頂多告知一下北京案子是怎麼判的。但這一回不同，清廷加緊派人到朝鮮，要求也參與審判。對康熙來說，這是一次大好機會，能藉機調查長白山的地形、還有圖們江、鴨綠江的水道分布。

一般在描述朝鮮與中國政權的關係時，大部份都會把朝鮮描述的很溫順。事實上，朝鮮一貫的對華政策就是「事大主義」，簡單來說，就是我認你做大哥、我也認了當小弟。但在上述所說的案例裡，朝鮮並沒有很溫順，相反地，其實就是在跟北京明裡暗裡地鬥法。1711年，滿洲的代表團到了朝鮮，要求參與審案、以及重新制定邊界，被韓方的官員給擋掉了。但康熙不死心，隔年再派人過去，並讓禮部致函首爾，保證這次的邊地調查行動只會涉及大清領土，不會碰到朝鮮領地。這讓首爾有點下不了台了，大皇帝都退讓成這樣了，只好同意此次調查活動。

但在18世紀時，畫邊境沒那麼容易的，當時沒有衛星，要測繪，必須有人實際走一遭。但這地區最大的問題，地形極其複雜。圖們江與鴨綠江下游的主流、支流之別較為明確，然而，進入上游階段就難了。首先，支流非常多。有時候步行追蹤一條河，往往會被帶糊塗。第二，越上游越靠近長白山脈，長白山本身的地形也是夠嗆、非常複雜，天氣也差，不利於探勘活動。第三，這地方基本上無人居住，沒有local knowledge，也就是沒有當地耆老能諮詢。這三個條件使得探勘艱難無比，而也因為這個難度，地方誌、或雙方中央的文字紀錄就變得很重要。在這場領土協議裡，大清代表最後是拿《大明一統志》來佐證他們的領土說法，朝鮮方也想找文字資料來反擊，但是始終找不到太有力的資料。事實上，朝鮮的官員曾找到滿洲人自己編撰的《盛京志》(盛京就是今天的瀋陽)，上面曾說一段地屬於朝鮮、而非女真。《盛京志》其實比起《大明一統志》更晚近，某種程度上更適合用來領土談判。但當時的朝鮮不敢用，因為滿人編的《盛京志》不是為了吹牛炫耀滿洲多偉大、多美麗，而是用於統治，某種程度上是官方才能調閱的禁書，在中國流通都很少了，更何況朝鮮。如果朝鮮使用這份資料可能會引起更大的麻煩，北京會質疑為什麼你朝鮮要收集我大清的資料咧？所以最後這份文獻沒有被朝鮮採用。

在這次的中朝邊境談判中，可以看到了一場很有意思的心理和策略博弈。朝鮮雖然表面上奉行事大主義，但實則在明裡暗裡與大清進行複雜的角力。這一過程突顯了文獻和地理知識在外交政治中的關鍵性作用。整體來說，這是一個展示知識、權力與策略如何交織影響國際關係的生動案例。